一袋年货的故事

立法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典型的决定性权力，直接约束其他国家机关。

信息获得权是指人大为行使监督职能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获得信息的权力。监督与负责是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一府一委两院向人大负责，必然要求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都应该是实质性的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涉及职务犯罪的指导性案例，也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工作起到实际的影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依法监督原则，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均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监察机关受行政机关的制约是第二位的。一方面，监察权的行使与检察权和审判权相似，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并需要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擅长决策考量和大会议决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不适合承担个案监督的任务。

行政权的扩张，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趋势。可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其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在研究内容上，笔者所称的宪法程序法与德国的宪法诉讼法大体对应，笔者在名称使用上的差异，主要是考虑到合宪性审查制度尤其是审查主体设置上的不同。

这条教义于此的意义毋宁在于要求：从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出发，在设计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类型时，必须分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性质和机关结构，也就是它们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何种特征，以此来判断：(1)其不适合进行何种活动。如果提供抽象的宪法解释，就是自我创设了新的功能。就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设计而言，具体规范审查虽然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应当说具备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委员长会议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意见协调机构，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终判断提供认识统一的基础，也是值得探索的路径。

而规范审查程序依据宪法规范来审查普通法规范，处理的是两种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不同于典型的司法裁判活动，比较符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性质。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继续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判断下，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以此为制度前提。

与之相比，合宪性审查程序的特殊性在于其核心功能实际上是：筛选出适合的审查对象。③但相较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法，宪法程序法在功能上又具有独特性。需要注意的是，特定的程序类型可能凸显了合宪性审查的某一功能，但其价值并不必然局限于此种功能。更好的做法是，单独就合宪性问题形成专门的审议报告。

前文提到，美国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对法律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也是这一制度的自然逻辑，这一点在现行宪法起草过程中关于宪法监督体制的讨论中展现无遗。而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设立之后，这一局面应有所改变。实际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宪法室的设立，就是此种因应职权需要调整机构组织的规范原理的体现。

这种合宪性控制甚至会延伸到法案通过后的签署环节。四、合宪性审查的三重功能及其程序机制 功能适当原理的第一条规范教义，要求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和配置。

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宪法争议都能通过宪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并非所有的宪法规范都能通过程序法被实现，实际上只有其中一些特定的部分才有可能被落实于合宪性审查之中。(28)中国的宪法诉愿将会是一项比较困难的课题，在短期内恐难有大的突破。

焦洪昌、俞伟：《我国应该建立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载《长白学刊》2018年第1期：郑贤君：《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双重属性——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在法工委内部各机构之间，以及各专业委员会之间，可能会存在对于宪法问题理解上的不一致，建构协调意见并形成最终理解一致的机制也非常重要。要真正深入地推行合宪性审查，实现对合宪性问题的详尽分析论证，需要一批对宪法有精深研究的专家来承担具体工作。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对于合宪性审查的程序设计，应当置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宏观视野中思考。在大力推进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工作的制度建设下，法工委内部已经隐然出现了立法职能机构和审查职能机构的功能分化。

(26)这显然也是认识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局限性。当下更为可行的是建立专家顾问制度。

近期关于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在人员的专业性之外，还需要考虑审查机构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第一我们管不了，第二也管不好。这似乎首先意味着要考察合宪性审查权是否应当配置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毕竟只是法院，其功能在于裁判案件。(22)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2019年1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办专家座谈会，就民法典草案的有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研究，其目的设定是贯彻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和民法典编纂的部署要求。这样做更符合我国国家机构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又有利于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

(23)进而，从整个宪法秩序的角度来看，还可以发现宪法诉愿实际上也发挥着一种动员国民贯彻宪法的功能。对此最高权力的制约几乎只剩下审查机关的自我谦抑与克制。

同时，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明确规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要求，党在各类活动中模范地遵守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坚持依宪执政原则、确保党的执政行为的合宪性，是这一要求的基本内容。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相关主体的内外部程序的设计才得以展开。

与其他的程序法相比，宪法程序法具有筛选出适当的审查对象的独特功能。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宪法》第62条、第67条将合宪性审查权配置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和立法机关，再兼合宪性审查机关。

在前端的合宪性审查，与原来就由法律委员会承担的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职能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如果宪法将某个国家职能分配给某个机关，那么这个机关就应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不断演进，以符合履行此项职能的功能要求，使自己成为完成此项职权的功能最适机关。(19)大体可以认为，合宪性也就具备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三重功能。(2)其在完成合宪性审查的哪些功能上具有优势。

依据功能适当原理进行的组织与机构调整，还应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内部的组织和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协调机制上。(30) 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也正是宪法程序法区别于其他诉讼法的根本所在。当下正在进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应该将此合宪性审查职责的配置纳入考量。

童之伟：《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宪法诉愿的首要功能在于主观权利救济，但就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来看，对于保障主观权利来说，并不具备功能优势。